一九三五年,陈公哲的《一笔行书钢笔千字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应该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本钢笔字帖,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章太炎在序中说:“一笔成之,可以省目力、竞寸阴”。可见其主要的基调还是实用和便捷。(有关的资料不太详尽,这本书的影响不是很大,此处不作多论。) 一九三九年,黄若舟出版了有关钢笔的汉字通行书写字体《通书》,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不大,倒是后来根据此书进行整理加工的《汉字快写法》风靡全国,此处暂且不表。 一九四七年,邓散木、白蕉合著《钢笔字范》等问世。书中两位先生用钢笔对线条的表现力进行了充分的尝试,该书编辑平衡品评前者书作:“秀逸疏朗,绝俗超群”,后者“气象万千,亦刚亦柔”。两人本身都是赫赫有名的书法篆刻名家。邓散木(1898--1963),中国现代书法、篆刻家。初名菊初,号粪翁、钝铁,晚号一足、夔。生于上海,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誉。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人。本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署复翁、复生、济庐等,别署云间居士、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曾为上海美协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应该说,这两人的书法艺术修养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所出的钢笔字帖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而且凭借邓、白二人在艺坛的地位,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没话说的。但是,两人的这一次就钢笔书法所作出的号召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最为可能的原因是此时钢笔所占据的仍然只是实用领域,关于钢笔书法的审美艺术探究还没有形成共识,因此,邓、白二人作为先行者,有点曲高和寡。其次,作为毛笔书家,两人对于钢笔技法的探索必然是从毛笔角度切入的,而哪些技法是可以直接转嫁到钢笔上?哪些不能生搬硬套?那些是钢笔所特有的技法等诸多问题都还只是在探索当中,刚刚开始的探索,自然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可。再次,钢笔传入的时间不是很久,而作为书法家的邓、白两位先生对于钢笔的接受自然不如普通人来得全面和彻底,甚至可能还会有点滞后,原因很简单,他们太习惯用毛笔了!鲁迅先生是钢笔使用的大力倡导者,但是他留下的文稿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毛笔写的,我想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就是用习惯了。所以,邓、白对于钢笔的接受不可能是彻底的,对钢笔性能的了解也不可能是彻底的。钢笔只是他们丰富的艺术生涯中稍稍涉及的一个方面。 尽管如此,邓、白二人为钢笔书法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是极为巨大的,这是现代钢笔书法发展史上第一次对钢笔书写的较为系统、全面的艺术化尝试,也为钢笔书法的后来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现代人以钢笔作为工具进行真正有意识的书法创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所提出的钢笔书法必须从毛笔古帖中汲取营养的观点,直到现在仍然是钢笔书法发展的主流,具有相当超前的指导意义。 自邓、白而后的十多年里,虽然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但不可否认这个阶段的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钢笔书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如草里冬瓜般潜滋暗长,只不过没有出现特别突出的领军人物。主要的出版物有195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沈立峰《钢笔字的练习和写法》和黄若舟《汉字快写法》。后者是在先前《通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196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似春书写的《农民杂记钢笔字帖》和《雷锋日记摘抄》。但值得提出的是该时期简化字的推行使得文化更容易普及和传播,尽管现在许多人认为汉字的简化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汉字文化,但在当时,它的确使汉字变得“平易近人”,也使得会读会写汉字的中国人成倍翻升,钢笔书写的群众基础得到了空前的壮大!十年文革是中国文化一段空白,但正因有了这段空白,人们才在文革结束后表现出对文化的极度饥渴。当动乱平息、春风吹起的时候,各类文艺形式的复兴有如雨后春笋般遍野茁生,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追捧,达到了空前的狂热程度。而钢笔书法,也作为一支春笋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地表,上海的黄若舟先生集自身几十年的书法积累,在先前的基础上,去芜存精,将先前出版的《汉字快写法》加工更名为《怎样快写钢笔字》再次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自1978年首次推出后一版再版,印数超过了1200万册,这是一个空前的惊人数字!这也表明钢笔书法正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但这还只是一个高潮的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场面还在后面。1980年由中央美院院长江丰作序的庞中华《谈谈学写钢笔字》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许多人评价这是一本对于中国现代硬笔书法具有敲门砖意义的字帖。这本字帖的序中首先提出了钢笔字书法的概念,而此前所有对于硬笔书法的探索都称作钢笔字。现在看来,字意味着实用,书法意味着艺术,两者有着明显的概念区别,钢笔字书法的提法的确有点不伦不类,然而这却是一个颇具引导意义的概念,是硬笔书写名称艺术化过渡的桥梁。正因如此,1982年由《浙江青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大赛也使用了这一概念。 1983年初,广东岭南出版社出版了梁锦英的钢笔字帖《钢笔书法》。同年,庞中华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推出《钢笔书法讲座》,钢笔书法第一次与媒体结缘,而且还是全国性的电视媒体。虽然当时全国能看电视的家庭并不多,但电视作为一种刚刚开始普及的、既能传递声音又能传递图象的新鲜媒体,受关注程度远非今日可比,而且电视具有信息传达极为生动、准确的优势,这在当时是任何媒体也无法企及的,其实直到今天,电视也还是第一媒体。这种有机的结合使得庞中华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一时间庞中华的字帖不断出版,到80年代末的时候,几乎每个刚学硬笔的青少年都要买一本庞体字帖,包括当年的笔者。不管现在硬坛如何评价庞体,但当时庞体的风靡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电视媒体的因素,庞中华提出的清楚、整齐、美观的实用审美主义观点吻合了当时人们对于硬笔书法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而且便于学习的硬笔书法范本。庞中华对于硬笔书法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他甚至创造了几乎全民学庞的空前的硬笔书法高潮。 庞中华声名鹊起的同时,杭州的王正良凭借深厚的传统功力,一举摘得了首届青年钢笔书法大赛和全国首届硬笔书法大赛、首届兰花杯全国钢笔书法精英擂台赛三项权威赛事的最高奖,他以此为契机于1985年在杭州创办了钢笔书法的专业性刊物《中国钢笔书法》,这份刊物直到今天也还是硬笔书法界最为专业、最为权威、影响面最广的期刊。 同年,杂志社联合多方力量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钢笔书法大赛(一说第三届)隆重举行,这是一次直到今天也被硬笔书法人津津乐道的盛大赛事,对于硬笔书法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意义,这次大赛获高奖的仇寅、刘惠浦、任平等人几乎成了当时青年的偶像,受追捧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歌星影星。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日的文化交流逐渐频繁,由于日本在二战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对于硬笔的接纳远比中国要彻底,而且在硬笔书写艺术上大规模、有意识的研究,比中国要早近半个世纪的时间,1984年11月团体的来方交流及1986年1月日本仓敷硬笔书道学院作为艺术团体的来访和交流,将他们的“硬笔”及“硬笔书道学院”的艺术等概念带入我国,启发了我们对此艺术的重新命名。客观地说,硬笔这一概念显然要比钢笔来得更为宽泛、合理,它涵盖了钢笔、圆珠笔、铅笔、竹木笔等笔尖性能相近的工具。所以我们从善如流地扔掉了几十年的概念,改称原来的钢笔书法为硬笔书法。但有趣的是,硬笔书法届的国赛——中国钢笔书法大赛以及专业刊物《中国钢笔书法》却一直沿用了原来的概念,大概是因为原来的称谓形成品牌的缘故。 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是硬笔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个高峰是迄今为止硬笔书法的最高潮,全国的习字热潮风起云涌,各类硬笔赛事此起彼伏、硬笔书法的艺术概念不断演变。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于硬笔书法的热度开始慢慢冷却,少了许多跟风者。一些早年就因为懂得取法古帖而崭露头角的硬笔书法的先行者逐渐因为硬坛的冷寂而转向了毛笔创作。留下来的继续对硬笔书法保有兴趣和热情的书法人和爱好者逐渐开始审视自我,开始对硬笔书法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思考。虽然这时候的硬笔书坛显得有点沉寂,然而,硬笔书法相对普遍的艺术化倾向发展却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反观80年代的几项重要赛事,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学时人的硬笔书法,几乎只要懂得取法古帖并能以硬笔体现出一些古帖的风格就能获奖甚至获得高奖,这正是当时硬笔书法艺术化程度不高的有力佐证。而从90年代末的第六、七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的参赛作品来看,懂得取法古帖的越来越多,而且作品也写得越来越精,对于古帖的吸收和消化出现了长足的进步。 七届中钢中开始出现注重作品装祯的倾向2001年的八届中钢甚至出现了长达6米的长卷,而其作者也如愿以偿的获得了最高奖,这在实际上推动了硬笔书坛对装祯的重视,此后的九届中钢等重大赛事中注重装祯的作品越来越多,以至于现在参加硬笔赛事不装祯几乎没有获高奖的可能。注重装祯其实是硬笔书法作品艺术化的又一发展,但是硬笔书法作品的艺术化倾向仍然只是在比赛中才会有比较明显的突出,其发展主流仍然必须是实用,这也使得硬笔书法的市场化进程缓慢而艰难。众所周知,毛笔在实用的舞台上唱了几千年的戏才在钢笔的入侵下不情愿的退出,逐渐纯化成为今天的纯艺术,而现代硬笔传入中国才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离退出实用舞台的时日尚早,尽管它受到电脑、电话的影响逐渐在信函、公文等领域失去阵地,当它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固守实用的领地。 现代硬笔书法刚刚走过了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赞叹,但这并不意味着硬笔就可以跟毛笔分庭抗礼,硬笔书法相对毛笔而言,是蚂蚁对大象,蚂蚁永远也长不成大象的样子,但蚂蚁自有蚂蚁的优势,蚂蚁数量多,而且蚂蚁所能到达的缝隙,大象永远也走不进去。同样,毛笔笔法的丰富,历史的悠久,硬笔永远也无法企及,但是拿着硬笔写字的人一定比毛笔多,硬笔的快速和便捷毛笔也无法抗衡。某种程度上,硬笔和毛笔共同构成了现在的书法艺术!
浙公网安备 33030302000043号